作者：邢建昌（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從新時期到新世紀再到新時代，40多年來文學理論走過了一段極不平凡的歷程。一代學人篳路藍縷，不懈探索，留下了堅實的足跡。人們逐漸意識到，文學理論的知識演進是漸進的、累積性的，而不是一個范式替代另一個范式的變革。新時期、新世紀、新時代文論在歷時性的場域里不是孤立的階段，在總體上呈現(xiàn)“過去”和“現(xiàn)在”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以這種立場看待40多年來文學理論的發(fā)展，有理由認為，新時期文學理論仍然是一個沒有得到有效清理的學術現(xiàn)場。如果我們帶著“理解之同情”走進這片學術叢林，以“互為鏡鑒”的視角發(fā)現(xiàn)彼此，那么，新時期文學理論還有另外一番風景。

第一，聚焦基本理論問題，在對時代挑戰(zhàn)的不斷回應中，深化對文學理論的知識講述。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基本問題是文學理論的元理論。元理論不是元敘事，元敘事是先在的、自明的，元理論則是關于基源、本根、本質(zhì)等的反思，也可稱為基礎理論。在社會轉型期，元理論總是處于十分活躍的狀態(tài)。它就像“軸心時代”的問題，引發(fā)人們不斷回到自身。文學理論越是思考前沿問題和熱點問題，越是能產(chǎn)生格外強烈的回到基本問題的沖動。

新時期文學理論不是一個人、幾個人的貢獻，而是一代學人集體智慧的結晶。錢中文、童慶炳、陸貴山、胡經(jīng)之、陳傳才、王元驤、杜書瀛等，以信念為支撐，以學術為生命，為新時期文學理論建設投入了持續(xù)的熱情和精力。他們憑借對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原創(chuàng)性思考，累積起一個時代理論之思所達到的高度。在他們看來，基本問題 “不僅是一門理論學科得以確立的根基，而且也是我們理論創(chuàng)新、學科發(fā)展所首先要探討和解決的最關鍵的問題”（王元驤：《審美超越與藝術精神》）。由此形成了新時期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聚焦基本理論問題，在對時代挑戰(zhàn)的不斷回應中調(diào)整、更新和深化文學理論的知識講述。從對直觀反映論、形象認識論和政治功利論的文學理論的反思到審美反映論、審美意識形態(tài)論、主體論、象征論文藝學等的出場，對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探索實現(xiàn)了具有本土意識的理論創(chuàng)新。

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核心關乎文學藝術的本質(zhì)特征?，F(xiàn)在一些人把“文學是什么”這類提問視為本質(zhì)主義而放棄了。然而，被放棄的問題仍然是問題。因為，無論哪種研究，其動力都根源于對“對象是什么”的追問。重要的不在于問“對象是什么”，而在于在怎樣的思維和知識系統(tǒng)里呈現(xiàn)問題?！拔膶W是什么”是文學理論的一個基源性問題，文學理論無論在怎樣的層面都離不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正因為如此，曾認為文學根本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文藝理論家伊格爾頓在晚近的著作《文學事件》中重啟對“文學是什么”的追問。

新時期以來圍繞文學本質(zhì)問題的探討具有特殊的意義，帶來了文學理論觀念的變革和思想的活躍。人們通過對“文學是什么”問題的重新追問，尋找新的文學解釋模式，“審美”作為文學的內(nèi)在規(guī)定成為這一時期許多學者解釋文學的自覺選擇，這是文學理論擺脫他律，走向基于自身探討的開始。歷史地看，如果沒有這一時期圍繞文學本質(zhì)問題的探討，文學理論研究的范式轉變和話語更新就可能是空中樓閣。

第二，將創(chuàng)新作為文藝理論研究的自覺追求和理想境界。

創(chuàng)新是新時期文論家的自覺追求和理想境界。文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既不是名詞術語的橫向移植或變相表達，更不是對異域理論的簡單套用。創(chuàng)新是要解決問題的，正是層出不窮的問題，帶來了理論創(chuàng)新的動力。理論不是象牙塔里的談玄思辨，而必須與歷史的進程保持某種平衡感。唯其如此，新時期文學理論才能葆有清醒的問題意識，以創(chuàng)新為自覺追求。

首先是觀念的創(chuàng)新。新時期文學理論的觀念創(chuàng)新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維度：一是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動搖；二是克服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或個別觀點、結論來簡單、機械地演繹文學理論知識的弊端，把馬克思主義的“內(nèi)在精神”具體化為文學研究及理論思考的靈魂與血肉，從而實現(xiàn)理論研究的守正創(chuàng)新。

其次是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就是通過“歷史的”與“美學的”觀點，“美學的中介”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文學本體研究結合起來，與對文學的獨特對象、內(nèi)容和形式的研究結合起來。既要在歷史、社會和文化的宏觀背景下厘定每一種文學觀念、理論主張的特點和價值，恰當歸屬這種文論在整個文論系統(tǒng)中的位置，又要微觀具體地深入文學文本之中，在細讀文本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提煉具有意義和癥候的文學理論命題。

錢中文努力從歷史的實踐維度把審美意識形式的歷史生成視為文學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基礎；童慶炳在向西方最新文論、中國當下文學實踐開放的同時，格外看重文學理論的審美維度；陸貴山以宏觀辯證的視角考量每一種理論、學說，大道理、小道理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從而恰當定位這種理論、學說、大道理、小道理在其建構的宏觀文藝學中的位置；胡經(jīng)之以人的感性存在為本體建構起文藝美學的學科體系，是貢獻給世界人文學術的生存論智慧；陳傳才格外看重文學的社會本質(zhì)和審美本質(zhì)的辯證關系，力求實現(xiàn)對文學藝術的全方位、多層次把握；王元驤深耕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從審美反映論到藝術實踐論，再到審美人生論，形成了特色解釋框架和知識體系；杜書瀛不為理論時尚所動，舊話新說，為當代文論的最新發(fā)展留下了一串踏實的腳印。

一代學人堅定的理論自信和學術自信，來源于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文論的深刻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文學問題的深刻自覺。他們將哲學的思維與智慧創(chuàng)造性地融入文學及其理論研究，釋放出難以磨滅的思想鋒芒和精神能量。這些年來，受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很多從事理論研究的學者，較少關注文學的基本理論問題，而樂于追逐被制造出來的“文學事件”，在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文學景觀”和“前沿話題”面前，理論以及理論所攜帶的思考被表面化、泡沫化了。在這樣的氛圍里，錢中文、童慶炳、陸貴山、王元驤、胡經(jīng)之、陳傳才、杜書瀛等一代學人的理論貢獻就顯得彌足珍貴。

第三，面向文學藝術實踐這個理論創(chuàng)新的“源頭活水”。

新時期文學理論有效地解決了理論自身的空轉問題。文學藝術實踐是文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源頭活水”，唯有直面文學藝術實踐提出的新問題而展開新的探索，才能不斷豐富文學基本理論的底蘊、底色，強化基礎理論的寬度、厚度和敏感度。為此，新時期的文學理論家總是在參證、體悟文學藝術實踐的基礎上提煉、升華文學理論命題；同時，格外看重理論在解釋文學藝術現(xiàn)象時的方法論意義，做到不拘泥于細枝末節(jié)，不走向純概念的推演，不變成自說自話的“獨白”，力求做“視野宏闊、思維辯證、直擊問題本質(zhì)的理論探險者，不斷以新的研究成果回應文藝實踐提出的問題”（楊英杰：《以問題為導向推進文論創(chuàng)新——文藝理論家陳傳才訪談》）。

今天的文學藝術實踐發(fā)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變化。圖像轉折時代的來臨帶來了文學理論向圖像理論的拓展，希利斯·米勒曾經(jīng)預言未來的文學理論是一種混合型的文學理論，即融合各種媒介而成的文學性理論；網(wǎng)絡文學在短短的20年時間里借助網(wǎng)絡的翅膀實現(xiàn)了從構思、設計、生產(chǎn)到評論的全新轉變，傳統(tǒng)理論與批評已經(jīng)無法對此做出回應，實踐急需網(wǎng)絡文學理論與批評話語的生成；元宇宙、AI時代、人工智能以及后人類情境再一次凸顯了技術理性一路凱歌之下的人文憂思。面對新的社會文化現(xiàn)實，當代文學基本理論的概念、視角、方法、價值取向以及知識學模式必將發(fā)生深刻變化。然而，變化并不意味著基礎理論提出的問題被終止或放棄，它們將作為人類歷史長河積淀下的生存智慧參與當下文藝理論與批評的建設。正如錢中文、童慶炳在《新時期文藝學的建設和展望》一文中所言：“任何一種新型的理論形態(tài)的建立與發(fā)展，都要以前人提供的‘思想資料’為基礎的。新時期的文論，作為一個良好的開端，它們無疑可以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的前期成果；而作為豐富的思想資料，它們無疑將匯入新世紀的新的理論創(chuàng)造之中?！?/p>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近40年文學理論知識生成機制的反思性研究與文獻整理”（19BZW002）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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